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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启谈》出品 文丨武辰

11月16日，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Gates）以1100亿美元净资产超过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成为全球首富，这也是他过去逾2年来首次成为全球首富。

对此，比尔·盖茨笑称，“显然我捐钱捐得还不够快”。他向凤凰网财经《启谈》表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他能有更多的钱捐给基金会，“我捐出了500亿美元之后仍然在榜单上，这确实是件有趣的事情。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踊跃捐赠，跟我竞争谁的名次下降得更快”。

2000年，比尔·盖茨与夫人共同成立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目标守卫者报告》中提及，尽管全球在健康和发展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不平等问题——尤其是最富裕国家与最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并将严重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比尔·盖茨坚定地支持对外援助，“解决贫困国家的问题应当积极发挥对外援助的作用”。他提出，对外援助的规模应该扩大至当前规模的3到4倍，“目前，只有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非常慷慨”。

对于中国在慈善领域的进展，比尔·盖茨指出，美国的慈善事业很发达，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左右，而中国慈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中国，慈善更多的是帮助残疾儿童、教育或环保这类事情。”

比尔·盖茨希望可以在中国帮助那些推广慈善理念的人，“我们需要确保受赠方能够真正有效地使用这些捐赠，并让公众知晓相关信息，然后他们才会鼓励朋友也参与慈善”。

（采访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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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您近期刚刚超越了亚马逊的贝佐斯，时隔两年重新回归首富之位，这对于您意味着什么？

比尔·盖茨：显然我捐钱捐得还不够快。我已经捐了500多亿美元了，但是股市和我的投资收益都不错。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我能有更多的钱捐给基金会。

显然，到了这种极端的财富水平，不会再对我的个人幸福产生任何影响。其中的百分之零点一已经足够我生活无忧了。因此更重要的是这能让基金会进一步提升工作，帮助人们适应气候变化、最终消除疟疾等等。我们已经将儿童死亡人数从每年1000万减少到500万，现在我们希望进一步减少到250万。拥有更多资源无疑会有更大帮助。

基金会现在每年的捐赠额超过50亿美元。时间长了以后，我会从财富榜单上往下掉，因为这些年会在未来的30或40年里被花掉。当然，我捐出了500亿美元之后仍然在榜单上，这确实是件有趣的事情。我希望其他人也能踊跃捐赠，跟我竞争谁的名次下降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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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得主将研究领域聚焦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目标守卫者报告》中也提及，不平等问题仍然存在。在您看来，生活在贫困地区和国家的人是否能通过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外力？依赖外力是否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比尔·盖茨：如果各个国家都固守自己的领域，而不是互通有无，这一定不是一个乐见的局面。疫苗和电力领域取得的进步切实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如果某个国家尝试独自研究如何印刷、如何制造钢铁，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事实上，人类一直以来都在开展贸易、交换想法。很多伟大的发明来源于中国。历史上，中国在创新方面一度领先全球。

因此，贫困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的创新力量。它们不应该独自去开发艾滋病疫苗、生产蚊帐或为应对气候变化寻找改良的农作物种子。

我支持对外援助，解决贫困国家的这些领域的问题应当积极发挥对外援助的作用。我认为，对外援助的规模应该扩大至当前规模的3到4倍。目前，只有挪威、瑞典等少数国家在对外援助方面非常慷慨。

对外援助力度的衡量指标是对外援助占本国GDP的比例。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将GDP的0.7%用于对外援助，可以说是非常慷慨了。目前全球只有八个国家达到这一标准。美国的数字是0.25%。最慷慨的是欧洲国家和一些中东国家。我们应该、而且也有能力以更大的力度帮助贫困国家。当然，我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抱有很大的希望。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一直在扩大，我认为这一趋势将会延续。

许多国家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对官方发展援助（ODA）有官方认定，于是大家可以对外援进行比较和研究。中国目前尚未加入OECD，但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加入，肯定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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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 据有关数据，目前中国的公益资金中企业家捐助占比超九成，而美国的公益资金超八成来源于公众，对于这一差异您如何理解？该如何鼓励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公益？

比尔·盖茨: 理想情况下，慈善应该广泛地存在与社会中。比如我们看到，中国发生自然灾害时，参与捐赠的人非常广泛，不光是富人，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但我们如何让大家对其他类型的慈善捐赠感兴趣——比如儿童死亡，这其实是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悲剧——这仍是一个问题。

在许多国家，宗教捐赠是很大一类，这点在中国可能不太一样。但在一些国家，这其实很有帮助，因为它让人们养成捐赠的习惯。即使他们一开始捐赠的对象是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考虑捐赠给其他方面。

在中国，慈善更多的是帮助残疾儿童、教育或环保这类事情。也有一些机构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的想法，比如腾讯创立了“99公益日”，类似的机构也在增加。我们尝试与他们合作并提供一些帮助。中国的慈善事业有其自身的特点。我希望它能继续发展壮大。

美国的慈善事业很发达，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左右。

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而言，我们希望帮助那些推广慈善理念的人。每当有传言说慈善捐款被贪污滥用时，都会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确保受赠方能够真正有效地使用这些捐赠，并让公众知晓相关信息，然后他们才会鼓励朋友也参与慈善。我希望不仅大多数富人多做慈善，整个社会也都能参与进来。

基金会（在中国的慈善推广中）不是主角，但希望能发挥一些支持作用。

延伸阅读：

Q1：中国应该如何参与全球发展与合作？

比尔·盖茨：中国一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这些合作大多是经济层面的，比如矿产采购、基础设施建设，等等。中国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对外援助，过去援助项目的规模并不大，但中国派遣了很多专业人士，其间也有很多伟大的故事。现在，中国投入的外援资源越来越多，不论是双边还是多边的合作项目。

所以，我们希望不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合作，中国都可以做得更多，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很多帮助。你看非洲，它面临着气候变化、人口增长、以及严峻的疾病负担等挑战。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加大对外援助的规模。

在非洲，中国设立了一些农业示范中心，虽然目前影响力还不够大，但完全可以更有活力。中国在非洲也开展了一些疟疾防治工作，这些项目也可以扩大规模。

就多边援助而言，中国在世界银行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世界银行有一些公共卫生援助机制，我期待中国可以从中选择一二，比如加入疫苗基金（译者注：指全球健康免疫联盟，Gavi）。盖茨基金会是全球疫苗疫苗联盟的积极参与者，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事业。

中国刚刚正式组建了对外援助机构，所以还在一个起步阶段，但这展示了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发展事务的意愿，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盖茨基金会愿意与中国分享我们帮助贫困国家的各种经验。

Q2：您一直强调创新的重要性。企业家要创造一个伟大公司重要因素是什么？

比尔·盖茨：关于创新，人们常常认为新企业和小企业非常具有创新性。这种看法是对的，有些时候，新鲜想法来自小企业。但是，大企业也有很多创新活动。比如说，为了制造出更优质的芯片，英特尔、台积电等大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持续改进技术。大企业具有投资创新活动、创造新奇事物的资本。

今天，微软、谷歌都有庞大的研发预算。昨晚，我在微软实验室花了3个小时了解了那里的工作。那里的工作让人叹为观止，很多都和人工智能有关。

我们希望大小企业都参与创新。小企业往往面临很大的风险，90%的小企业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创业失败都不会被当做一件丢人的事。一家企业倒闭了，没关系，你可以再尝试一次。这是一个非常宽容的生态系统。

所以我很欣赏初创企业的想法。中国的创业氛围很浓。对初创企业的投资是件好事，但一般都有周期性，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会交替出现。目前我们正经历投资规模下降的阶段。

只有在你看到被大企业忽视的市场空白时，创业才能成功。以微软为例，微软当初就看到了软件的重要性，而IBM当时没能看到这一点。IBM当时不了解微型处理器和个人计算机。因此，尽管当时规模很小，微软仍能干出一番事业。

也就是说，每家新企业都需要思考，是否发现了真正创造价值的新事物。当然，现在创办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所需要的融资，及风险承受能力要比以往高得多。

Q3:不同国家在5G和AI的标准不一样影响了技术发展。您认为是否应该制定此类标准促进国际合作和创新，应该如何采取措施建立信任关系？

比尔·盖茨：数字化革命就建立在海量的标准之上。以互联网相关的标准为例，用来描述HTML和TCP的标准文件至少能装满这个房间的一部分，这是很惊人的。

再看下计算机，这当中也有数量众多的连接器和标准。还有手机，每代手机都有很多标准。这些标准非常复杂，差别也很大，但在数字世界里非常行之有效。我们希望继续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芯片行业生产符合标准的低成本、高容量芯片，而不是以10种不同的方式生产。那样一来，芯片成本会更高，软件也会更复杂。

我认为标准机制能够继续实行。我没有看到太多威胁。虽然有些国家可能威胁要实行自己的标准，但往往行不通，一旦一个标准得到了所有国家的支持，没有哪个国家想被排除在外。

因此，至少在数字世界，尽管很复杂，我认为这一机制将继续很好地运作。

Q4:您是否仍将中国视为未来核能发展的选择？

比尔·盖茨：当然。中国的发电量逐步提升，并计划到2050年实现电网零排放。很难想象如果不利用核能，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与中国的合资项目不得不暂停，但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与中国在核能领域展开合作，中国可以做出很多贡献。中国在建核电约占世界在建核电总量的40%，并且拥有非凡的技术，但目前看来我们可能要在美国建造第一个示范发电厂。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美国政府投入资金。示范项目完成后，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寻找合作伙伴，包括在中国。

我创建泰拉能源（TerraPower）的唯一目的是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想赚钱。如果它不能帮助中国和印度实现电网零排放，就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因此，在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将非常积极地与中国建立合作。

Q5:当前的贸易环境是否会影响基金会的一些业务?

比尔·盖茨：我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和盖茨基金会合作是件有风险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大家的合作意愿非常强烈。有很多公司表示，如果我们资助研发，它们承诺将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贫困国家提供产品。我们已经和中国生物（CNBG）、厦门万泰（Innovax）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我不认为这会受到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因为中国关心如何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个人当然希望有关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的阴云也能变得更加明朗。目前为止，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都没有受到任何特别的影响。

Q6：会不会担心中国技术公司未来超过美国？

比尔·盖茨：毫无疑问，中国会在很多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的公司，这对世界是好事。华为生产价格低廉的5G产品，与其他公司形成竞争，从而迫使它们降低价格或尝试改进产品，这是好事。华为一直非常具有创新性。

还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与中国的澳柯玛公司合作，制造了疫苗冷藏箱Arktek（译者注：Arktek只需使用冰块就能将疫苗保持在合适温度下长达35天或更长时间，无须电池、太阳能或丙烷等任何外部能源）。在非洲，澳柯玛生产的产品在冷藏疫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合作。

至于一个国家是否可以信任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提供的产品，这个问题以前就出现过。我们开始向中国销售Windows操作系统时，当时就有一些质疑——中国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安全吗？因此，我们向中国政府提供了Windows源代码，让他们看到里面到底有什么，并确定那就是我们提供的产品。

事实证明结果很好，因为我们持开放态度，让他们进行验证，双方都能接受。中国愿意使用Windows。我相信客观的标准，并据此检验软件是否安全。

现在有很多开源软件，我们也在做开源。如果你使用开源数据库，就要确保其中没有异常。所以，上述问题本质是一个产品验证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现在高科技产品都带有软件，飞机发动机或拖拉机都是如此，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和美国相互采购这些飞机发动机或拖拉机产品，就要确保双方都能接受。令人失望的是，我们没有在制定客观标准上做更多的工作，仅仅因为某个产品与某个国家有关联，就拒绝使用，这是很疯狂的。希望今后能在这些问题上开展一些建设性的工作。

Q7:您觉得从中国学到了什么？

比尔·盖茨：在微软内部，有很多杰出的中国员工，比如陆奇，他总是和我谈论人工智能，他看到了什么，有哪些新动态等等。他在微软工作了很长时间，现在已经离职，但他昨晚也去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还有像沈向洋，他也即将退休。

无论如何，通过微软，我接触了很来自中国的杰出员工，他们为微软做出了很大贡献，包括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出色工作成果。

自1980年代以来，我经常来中国，亲自看到了中国的巨大发展。每过一些年，就会有人说，“中国发展的确实不错，但很快就会结束了”，然而事实上，虽然中国总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中国无论在医疗和农业，还是前沿科学领域，都从过去落后的情况发展到现在的世界一流，这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学习的。

Q8:您看了《三体》这本小说吗？

比尔·盖茨：事实上，我读了很多科学方面的书籍。我最近准备读一本科幻小说，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喜欢这本书，书名叫《三体》。这本书我还没读过，但我想在回去的飞机上读，人们对它的评价非常高。

我们昨晚在微软实验室还讨论了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书，名叫《重启人工智能》（Rebooting AI），作者是Gary Marcus。书中讲道，人工智能会非常擅长某些事，但不一定做得好另一些事。这本书很有启发性。人工智能领域的业内人士都在讨论这本书。他们一定完全认同书中的观点，但这本书确实能促使人们思考“我们什么时候能真正拥有好的机器人，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像人类那样阅读”等问题。对关注人工智能的人来说，这是一本非常不错的书。

但是，尽管我随身总是携带很多书，我不一定总有时间读它们。读完这些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旅途期间，我常常需要读一些关于工作内容相关的书。我在返程的时候能读很多其他的书。我在写完旅途中的见闻之后仍有很多空闲时间。今晚我会飞回西雅图。这意味着我将有6个小时的时间去阅读。

Q9：如何在技术和隐私中找到平衡？

比尔·盖茨：我认为美国最后一定会和欧盟一样，通过一部类似《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法案。加州已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人们对统一标准的呼声，最终将推动一部全国性标准的设立。我们当然不希望美国各个州标准不一。微软和其他公司都是这一想法的支持者，所以我们最终会有一个和GDPR类似的全国性联邦法案。

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本身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有时候我们需要获取数据来解决健康相关的问题，例如查看某种药物是否有副作用，那可能需要检测大量数据才能找到答案。或者需要数据支持去制止犯罪，这时候必须要查看相关的银行信息、通话记录等等。

政府获取数据用以制止犯罪、征税、或者发现药物副作用等规律的需要与保护隐私的要求需要很好的平衡；坦白讲，既保护隐私又以一种正面积极的方式使用数据，这两个目标是可以同时达成的。只不过，人们还在探索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因此我觉得，最后每一个国家都会逐渐建立一套类似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监管体系。

印度此前掀起了一场很有意义的有关国家身份认证系统的讨论。目前这个系统已经被很好地设计出来。南丹·尼莱卡尼（NandanNilekani，印度软件外包公司Infosys 联合创始人）在如何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做出了非常出色的工作，他们还为此推出了一个名为“授权机制”（ConsentArchitecture）的方案。

印度在某些领域的实践，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相关工作之所以会在印度进展得如此顺利，很大原因在于那里的人们此前并没有意识到一些事情（如数据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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